文/桓大司马
>史前人类（史前人类历史）
对于史前史，因为缺乏文献资料，甚至缺乏考古资料，历来的研究很受局限。史前史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史前各族群的迁徙，这方面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换代，每一次方法的进步都是革命性的进展，会推翻之前的诸多结论。
最开始，历史学家们通过原始人的颅骨的形状和骨骼体现出来的身高、体态等来猜测原始人的族群和迁徙路线。这种推测方式当然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同一族群的人颅骨也可能长得不一样，而且靠人的肉眼来观察，主观因素太多，有些颅骨被视为一类的标本，后来被发现其实不是一类。
北京猿人的头骨比较，引出了很多争议
此后，出现了对比各遗址的器物和建筑风格，来判定各个族群的范围和迁徙路线的方法，这无疑比肉眼观察骨骼形状要科学得多，于是，陶器、玉器、石器、骨器，以及建筑等，称为判定史前人类迁徙的重要依据，目前累积的大量学说，都是用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可以说具有相当高的正确率。
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说是行之有效，但是也有严重的局限性，那就是，比较适用于器物相对复杂的新石器时代，在陶器、玉器发明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各地石器的区别不大，这种通过器型对比来判定迁徙路线的方法效果就大降了。
20世纪末期，随着遗传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检测DNA线粒体成为了新兴的判断史前人类族群和迁徙路线的利器。线粒体是DNA里面的极小一部分，可以判断母系留下的信息。这是更具革命性的革新，自从开始DNA检测之后，许多史前史的推论都被推翻了，因为有不少族群学了别的族群的文化，但并么有跟他们的师父融合为一群。
到了21世纪，遗传学再次取得大突破，科学家们可以检测比线粒体信息多得多的Y基因了，因而能够对古人类进行DNA的全面检测。这下线粒体检测时代的许多结论又被推翻了。
比如线粒体检测时代大家认为现代智人跟尼安德特人之间有生殖隔离，基因上毫无关系；到了全面检测的时代则发现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有过混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之外的人都有2%~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欧洲人多数有4%，亚洲人则多数在2%左右。
美国遗传学权威大卫·赖克为古人类全DNA检测的技术和思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创造了庞大的数据库，用多种数学模型来判定古人类的族群和迁徙路线，更难得的是他还写了一部通俗作品《人类起源的故事》来介绍全DNA检测的原理，以及对世界各大洲人群的检测结果。
美国遗传学泰斗大卫·赖克
不过，大卫·赖克的时代，中国的古人类实验室还没有建起来，东亚的标本不够多，所以大卫·赖克对东亚只是泛泛而谈，并期待付巧妹、王传超等中国学者尽快建立起古人类实验室，补全人类迁徙的图景。
近几年，中国也建立了越来越大的古人类DNA数据库，许多大卫·赖克时代的缺环在逐渐补齐，中国学者波音老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新作《无字史记》，澄清了形态学、器型学和线粒体检测时代的诸多谬误结论。
比如，之前的一般主张，是认为东亚人是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70~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一路单独进化而来的，纵有日后的非洲智人加入混血，但主流仍然是东亚大陆的古人类，证据就是从元谋人、北京周口店人、河套人到现代东亚人”一脉相承“的铲形门齿。
但是经过检测，以上说法有诸多漏洞，比如元谋人的牙齿并非门齿而是臼齿，严格来说也不是铲形，自然就不是铲形门齿，元谋人的年代经检测，也很可能不是距今170万年，出现在而是50~60万年之前。
北京周口店人的”铲形门齿“则是发掘者之一德国人魏敦瑞的误判，他日常看见东亚人都是铲形门齿，于是先入为主的以为北京猿人也是铲形门齿，其实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北京猿人的门牙并非铲形，跟现代东亚人的门牙并不相似。
魏敦瑞的误判影响太大
至于拥有铲形门齿、被视为5万年前的”河套人“骸骨则完全是误判的产物，重新检测两句骸骨可以发现一具是春秋战国时的，一具是清朝的。
所以铲形门齿根本就是现代智人迁徙到东亚之后突变的，突变的目的不是为了变门牙，而是为了让汗腺更发达，铲形门齿只是汗腺发达这个突变的附赠品而已。
大卫·赖克则发现了史前人类各族就是大混血的产物，所以”种族“是滑稽的产物。也正是在不同族群的混血之中，上古时代的文化得到交流，推动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通过这两部著作，我们可以绘制一副大致的史前族群形成和迁徙的图景，避免被一些民科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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