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战争本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也有精炼为:战争是政治（外交）的延续。
>司马法（司马法作者）
《战争论》首次出版于1832年，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为近代西方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被誉为“战略学的《圣经》”。克劳塞维茨因此被视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
我们前面说过，司马穰苴活动的年代在大约公元前470年左右，《司马法》成书的年代亦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那么，让我们看看，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即至少在比克劳塞维茨早2200多年的时候，司马穰苴是怎样论述战争的本质的。
《司马法》共分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个部分。“仁本第一”是关于战争思想的总体描述。翻开《司马法》，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字，就是关于战争本质的论述。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我们逐段解析下。
——“古者，以仁为本”:全文以“古者”二字开篇，很明显，这部兵书传承的西周古典军事思想。即宋人陈师道所言“古者，周之正典也。”甚至，有人一直认为《司马法》为姜尚思想之集成。这段话意思是：自周公以来，国家之治理，“仁”是最根本的手段。
——“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义，正义，仁义。正，正常，政治，常规方法。“治之”，考虑到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的诸侯割据状况，应理解为治理国家和天下——正常手段要靠仁和义，但“正不获意则权”。什么意思呢？政治的、正常的方式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不获意”，达不到目的。如果正规的、正常的、政治的方式达不到目的，“则权”。权，变也。就是要经过权衡，换一种能够达到目的的方式。《通义》云“自古极治之世不能无乱，萌谒正之变也，乃始不得已而用权。权意济仁义之穷，而返之正者也。”这个非常规的、非政治的手段就是战争！
——“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权威来自于战争，不来自“中人”，权威不来自中正仁爱之人。
现在我们看一看司马穰苴军事本质的逻辑顺序:
国家乃至天下之治理要以“仁”根本理念——靠讲道理，用外交的、政治的手段来处理是常规的做法——如果靠说道理、靠外交沟通、靠政治手段不管用，矛盾无法调和——那么就要进行权衡，靠威权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威权，出自极端的战争，而不是出自走“中道”的仁爱之人。这看起来，如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是完全相同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司马穰苴比克劳塞维茨早了2200年提出了此一理论！
事实是这样么？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司马穰苴是把战争发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以义治之”阶段，亦可以勉强说是使用政治手段的阶段；然后，“正不获意则权”，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则发动战争。司马穰苴强调的是政治手段和战争手段的顺序。先用什么，后用什么。说白了，他说的就是“先礼后兵”。
那么我们再看看，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的文本意义是怎样的。和司马穰苴恰恰相反，他强调的是“政治和战争”的不可分割性，政治和战争是一回事，政治是战争，战争是另外表现形式的政治。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
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代都在讨论战争的本质。看似一致，实则理念迥异。司马穰苴的“先礼后兵”强调的还是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伦理问题，但克劳塞维茨关注的则是政治与战争的关系问题——这里完全不涉及战争伦理。
东方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总纠缠正义性的道德伦理问题。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的正义非正义，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而已。脱离了时代背景，哪有绝对的正义？脱离了时代背景，哪有绝对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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