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个人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境界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做册坦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 *** 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 *** 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纯桐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姿卜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 *** 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 *** ，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 *** 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辅佐朝政、领兵抗西夏、历史上出将入相的韩琦究竟有多牛？
韩琦他是宋仁宗朝有名的宰相，他为相十年辅佐了三个皇帝，为北宋的繁荣作出了不小的贡献。韩琦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他4岁的时候他父亲便去世了，因此韩琦是由他的兄长抚养 *** 的。在天圣5年，韩琦才弱冠便考取了进士，名列第二。
在韩琦他作为谏官的几年当中，他因为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后来臣服于宋朝的李元昊擅自称帝，建立了夏朝，并且公开抵抗宋朝。在宋朝和夏朝两国交战之时，韩琦也是被任命到了边界去负责边防一事，而韩琦当时和范仲淹、夏竦三人一同对西夏进行防御布局，但是后来在对西夏用兵的计策上面，三人却是有着不同的想法。
韩琦他想要直接和夏军决战，而范仲淹则是认为此时应当以守为主，夏竦此时也是不知该如何定夺，于是便是上了奏表，让宋仁宗自己去决定。而宋仁忠此时也采用了韩琦的计策，想要一举将此事解决，但是韩琦的计策被李元浩识破，李元昊又利用一些阴谋诡计，将宋朝军队打败，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战。
嘉佑三年，韩琦被任命为了同中书歼伏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城大学士，而这也就是宰相。从此韩琦在宰相的位置上呆了长达十年，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韩琦在他为相的十年的当中，参与了当时的许多大事，而他也是因为自己的运筹帷幄，使当时的朝野政治清明，在地方亦是勤政爱民，氏祥携被人认为他韩琦的宴宽功劳是可以传万代的。但是和早年之间偏于改革的激情相比，步入中年之后的韩琦，他的思想却是愈发的保守，因此人们也认为他最终从一个在庆历年间拥护新政的激进改革者，最终成为了一个因循守旧的保守派，而这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元朝期间 西夏国人还存有吗 他们后来 怎样了呢
这样一个情节在我的梦 *** 现过几次：经过一个因战乱而破败的村庄，四处断壁残垣，因为口渴我来到一口井边打水，就在我往井里看的时候，发现水里一个圆状的东西一边浮动，一边泛着 *** 的光。我把它用水桶打上来，捧在眼前一看，居然是一个人皮做的灯笼!但黄光却不见了。再把它浸入水中，它表面变成青绿色，上面泛出一列列闪着黄光的字：公元某某某某年，蒙古军攻陷兴庆府，西夏国灭，蒙古人进行了大屠杀，党项人……
碰扮 西夏灭亡后，其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作为一个民族仿佛一夜间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党项究竟到哪里去了？难道真如一些人所说在蒙古军的屠杀中灭绝了?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迷惑。我既不相信以当时的蒙古军有能力可以让一块幅员辽阔土地上聚居多年的一个民族灭绝，又从大多数的书籍中找不到党项人的踪迹，因为绝大部分的书籍仅仅谈到西夏由党项人建立，西夏灭亡后党项人消失。最近看了几位学者的总结，对于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去向，总算有所收获，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一、投元为官
西夏亡国后，一部分党项统治阶级降元，他们在元朝继续为官。据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统计，在元朝为官者有60 人。据汤开建的统计为229 人。元朝在划分四个民族等级时，将他们划为第二等，属于“色目人”。他们在元朝为官，无论初期、中期、和后期，我们都能列举出其姓名。元朝初期比较著名的有湖广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夏皇室李惟忠之子。侍御史斡玉伦徒是西夏李仁孝的宰相和学者斡道冲的曾孙。翰林学士高智耀，是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中兴路兴民总管朵儿赤，其父斡扎箦，世掌西夏国史，其本人因经营西夏营田有功，得到忽必烈的嘉奖，“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朵）儿赤”。元朝中期，最负盛名的则有历事四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担任过中书平章、左丞相、右丞相等官的乞台普济（史氏）。他是武宗海山的保育人，又是帮助武宗平叛和夺取帝位的大功臣。最后因功封庆国公、安吉王。武宗时官拜正议大夫、同知太原府事、江南湖北道廉访使的杨教化，宁夏人，因迎立武宗有功，也有较大的影响。元朝后期，西夏遗民在 *** 各级机构任职上有较大的比例。据汤开建同志的统计，在中书省里西夏人担任要职者12 人，在枢密院里为官者8 人，御使台里任职者14人，宣政院供职者4 人。在中央地方机构里为官者中影响最大的为余阙。余阙的先世为武威人。其父沙剌藏卜，官庐州（今合肥），余阙为其三子。元统元年（公元1333 年）赐进士及第，参加过宋、辽、金史的编修，以文学名。元末在合肥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奉命驻守安庆，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江淮红巾军包围安庆，余阙率军战败，自杀于安庆莲花塘。死后，封夏国公谥忠宣。著有《青阳先生文集》。
二、留居西夏本土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仍然留居西夏河西故地。公元1302 年（元大空凯德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大藏经3630 余卷，“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即西夏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市），永昌路即西夏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这说明留居于河西兴州、凉州一带的西夏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三、投金
西夏灭亡后，一部份西夏遗民被金朝统治者安置在河南唐（今泌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云：“先是夏使精方匦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西夏降户。正大八年五月，立之妻三十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这里的所谓西夏降户，除汉民外，显然还包括一部份党项人。从给田耕种看，这些斗吵唤党项人早已汉化，熟悉农耕技术，属于以农为业之民。
四、迁徙
1.迁至四川木雅地区
这是一支从事畜牧生产的西夏人（以党项为主）。他们于西夏亡国后，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出阿细、班佐、沿金川河谷南下，经过丹巴、乾宁等地约数千里长途跋涉，到达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并在此过着定居的生活。这部份西夏人曾建立过地方 *** 。当地藏民将该 *** 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即“西王”。因西吴即西夏的对音。“夏”与“下”为同音字，“下”字古音读“虎”，因此，西夏被念为西吴。该地方 *** 与元朝并存不悖。明初，当朱元璋攻打盘据于四川重庆一带的明玉珍时，曾出兵助讨，立有战功。至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 年）被封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 年）嗣斩而绝”。该 *** 首尾470 余年。
2.迁至山西居庸关与河北保定
公元1345 年（至正五年）建造于居庸关洞壁的六种文字石刻，参予__该工程的纳麟及主持西夏文译写的智妙咩布和那征师均为党项人，说明西夏灭亡后，一部份党项人迁居于此。1962 年9 月，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保定城北韩庄发掘的西夏文“胜相幢”，建于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 年），幢之所记西复人，包括建幢者，寺院主持，西夏文书写者，死僧名姓，“更重要的是记出助缘随喜的八十多个西夏人。这八十多人中，包括男女、僧俗、姓名、法号、复姓和单名。他们都属于蕃姓之列。所谓蕃姓，即西夏以党项羌为主的非汉人姓氏”。这说明西夏灭亡后，有一大批西夏人迁到河北保定并定居于此。
综上所述，西夏灭亡后，党项人国破家亡，为了生存和逃避战乱，他们以各种方式依附于不同的政体，或颠沛流离于全国各地。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中没有党项这个民族，但是党项人的血液一定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血液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西夏皇帝夏毅宗李谅祚简介，夏毅宗生平事迹
人物生平 幼年登位
李谅祚生母没藏黑云本李元昊重臣野利遇乞妻，之后野利遇乞被李元昊赐死，没藏氏出家为尼，后李元昊访野利氏遗口，迎没藏氏入宫与之私通，被野利后发现，令没藏氏到戒坛寺出家为尼，赐号没藏大师，李元昊经常到寺中幽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二月六日，没藏氏在跟从李元昊打猎时生下李谅祚。养于其兄没藏讹庞家。李元昊将国事委以没藏讹庞，自己与诸妃到贺兰山梁运岩离宫享乐。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危害太子宁令哥，改立李谅祚为皇太子的阴谋。其时因野利后失宠被废，太子宁令哥爱妻被夺，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夏景宗李元昊为太子宁令哥刺伤身亡。没藏讹庞杀宁令哥，拥立出生仅十一个月的李谅祚，李元昊临终时本有遗命立其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大臣诺移赏都等都主张遵从李元昊遗命。没藏讹庞反对，他说：“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移赏都反问道：“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守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回答说：“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众大臣唯唯称是，遂奉李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
李谅祚年幼，没藏太后摄政。太后之兄没藏讹庞以诺移赏都等三大将久掌兵权，令分掌国事，自任国相，总揽朝政。没藏讹庞因在没藏大族中为长，朝中贵为国相，权倾朝野，出入仪卫侔拟于王者。四月，宋朝方面派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出任册封使臣，供备库副使宋守约出任副使，册封李谅祚为西夏国主。没藏讹庞以李元昊遗物献给辽主。没藏讹庞又令于次年改元称延嗣宁国元年。十二月，西夏亦遣使到宋朝谢封册，并献马驼各50匹，宋朝设宴招待西夏使臣并赐物。其时辽以南壁旧怨不肯对李谅祚行封册，又借口西夏所遣贺正使迟期，遂羁留夏使，欲集兵讨伐。没藏氏闻讯后，又遣使赴辽朝以观动静，使臣再次被扣留。
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七月，辽兴宗为雪兵败南壁之耻，乘西夏新主李谅祚初立，下诏亲征。夏军匆忙迎战，一路败退。到次年五月，辽军进至兴庆府周围，纵兵大掠。又攻破贺兰山西北之摊粮城，抢劫夏仓粮储积而去。辽夏第二次贺兰山之战，西夏大败，损失惨重，向辽称臣。十月至十二月，没藏氏又两次派遣使臣赴辽，为李谅祚上表请和，并请求向辽称藩、称臣，辽兴宗都置之不答。辽兴宗却以谅祚幼弱，朝中强臣用事，为遏制夏，加强防卫，于边境布置重兵。这一举动对夏的威慑很大，不时遣使赴辽进呈表章、纳贡、献马驼。
夺取大权
李谅祚初立时，诺移赏都等三大将各拥强兵驻守在外，没藏讹宠还有点顾忌。当三大将逐一凋丧，他更为所欲为。没藏讹宠连年侵扰宋朝沿边堡砦，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又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宋方一再交涉，讹宠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没藏氏信奉佛教，建寺咏经，大办佛事。曾徵调数万军民修建承天寺，费时五载，耗资巨大。
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李谅祚九岁，已渐通世事，常常跟随好佛的母后没藏氏到新建成的兴庆府西承天寺中礼佛听演佛经。没藏氏本淫逸无度，又好佚游玩乐，常令街市张灯结彩，众骑士侍卫夜出游乐。没藏氏在戒坛寺为尼时，先同先夫野利遇乞出纳官李守贵私通，后又与李元昊的侍从宝保吃多已通奸，李守贵为此图谋杀死没藏氏与姘夫吃多已。这一年的十月间，没藏氏与她的侍从宝保吃多已又到贺兰山出猎，夜归途中，突然有蕃兵数十骑跃出，击杀没藏氏与其侍卫吃多已等。没藏讹庞侦知此事为没藏氏幸臣李守贵所为，他因侵占屈野河田事被负责巡视的李守贵据实禀报了没藏氏，被责令归还所侵之田而结冤仇。此时正好借机报仇。没藏讹庞遂下令族灭李守贵全家。
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没藏氏一死，没藏讹庞恐失去朝政大权，太后兄没藏讹庞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谅祚做皇后，把持 *** 。b都三年（1059年），李谅祚开始参与国事，他眼见没藏讹庞在朝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对其专权日益不满。没藏讹庞借故诛杀了李谅祚的亲信六宅使高怀昌、毛惟正。李谅祚深知这是杀给他看的，对没藏讹宠专断朝政深怀不满，就对讹宠的政敌大将漫咩屈悄世尊礼敬，结为心腹。李谅祚与没藏橡御讹庞儿媳梁氏私通，后来讹庞父子密谋欲杀李谅祚；梁氏告变，李谅祚在大将漫咩等的支持下执杀讹庞及其家族，又杀妻没藏氏，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
锐意图治
b都五年（1061年），李谅祚亲理国政之后，立梁氏为皇后，任用梁皇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开始实行亲宋的政策。同年五月，李谅祚终于解决了夏宋双方多年来存在的屈野河地界争端问题。七月，李谅祚得悉辽朝将约g厮兵共取河西。遂遣使臣嵬名聿正赴宋朝纳贡，并“请尚公主”，意在结宋朝为援，宋仁宗未允纳。十月，李谅祚上书宋仁宗说羡慕中原地区的衣冠，明年应当身穿中原衣冠迎接宋朝使者。宋仁宗允许他。
b都六年（1062年），李谅祚又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司为祥v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遣人向宋朝献本地的物产，自称宣徽南院使，宋朝下诏这不是西夏适合称呼的，不要李谅祚僭越称呼，让他遵守诏书的规定。李谅祚上表求取宋太宗御制诗章的隶书石刻的印本，并且向宋朝进贡马五十匹，还向宋朝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以及宋朝朝贺的礼仪，宋仁宗下诏赐给李谅祚《九经》，归还他所献的马匹。
拱化元年（1063年），李谅祚上书请求恢复宋夏边境的榷场，宋朝方面不许。既而李谅祚遣吴宗等人来恭贺宋英宗即位，宋朝对待他们非常不好，吴宗出言不逊觉得自己理亏，也不再说话了。宋朝方面下要李诏谅祚惩治他。这年秋天，西夏出兵秦凤、泾原，抢掠这里的居民，杀掠人畜以万计。宋朝遣文思副使王无忌去西夏责问李谅祚，李谅祚不接受。
率军征宋
拱化二年（1064年），夏使吴宗赴宋贺正月，与宋朝引伴使发生争执，宋使声称“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听了夏使的回报，李谅祚认定宋朝侮辱西夏，决定以武力维护自尊。这年七月，毅宗率兵数万攻略宋朝秦凤、泾原诸州。其后二三年间，西夏的进攻持续不断。但这些似乎只是警告宋朝必须尊重西夏，交战期间，西夏派赴宋朝的使节依旧不绝。李谅祚力图在三国关系间为西夏寻找一个支撑点；既不与宋朝闹翻，以免宋朝彻底断绝岁赐和贸易，让辽朝有机可乘；又必须向宋朝显示西夏的实力和尊严。拱化四年八月，李谅祚又率步骑围攻庆州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临阵前督战，宋军箭下如雨，他被流矢射穿铠甲，死里逃生。时隔一月，他就遣使向宋请求时服和岁赐。在宋朝颁诏谴责时，他不失时机的保证履行前朝合约，于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拱化三年（1065年）正月，李谅祚又进攻宋庆州。宋朝遣文思副使王无忌持诏诘问，李谅祚不予理会，反遣贺正使荔茂先献表，归罪于宋朝边吏。同时招诱宋朝陕西熟户投向西夏。三月，遣右枢密党移赏粮出兵攻保安军，进围顺宁砦。八月，复扰泾原，十一月，又同宋军争夺德顺军威戎堡外之同家堡。
拱化四年（1066年），李谅祚派兵大举攻大顺城，分兵围攻柔远砦，火烧屈乞村，将段木岭用栅栏围住，宋朝击退西夏并遣使责问李谅祚。三月，李谅祚献上物产谢罪，宋朝赐给李谅祚绢五百匹、银五百两。自李谅祚亲政，一面不停止对宋朝的武力进攻；一面也不放弃同宋朝的信使往来，仍照常于宋朝正旦及寿圣节时，派遣使臣赴宋朝称臣纳贡，其目的在得到宋朝的岁赐金帛和到宋朝京城进行贸易。谅祚在攻宋大顺城时中箭逃回不久，十月间又遣使向宋朝“请时服”，又请岁赐。
英年逝世
拱化五年（1067年），李谅祚诱杀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的宋将。又企图征服河湟吐蕃，乘g厮罗与辽失和，率兵直攻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先后收降了吐蕃首领禹臧花麻及木征等，巩固了西夏的南疆。他亲附辽朝，向辽进贡回鹘僧、金佛和《梵觉经》。
正当谅祚周旋于宋、辽、吐蕃部族之间，在内政外交上颇有作为时，拱化五年十二月，李谅祚去世，时年二十一岁，谥号昭英皇帝，庙号毅宗，葬于安陵，死后由其子李秉常继位。
为政举措 政治
b都五年（1061年），没藏讹庞父子阴谋要杀死李谅祚而夺取皇位。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向李谅祚揭发了这阴谋。李谅祚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捕杀了没藏讹庞父子而亲政，并娶梁氏为皇后，以皇后弟梁乙埋为相。
亲政伊始李谅祚就宣布不用蕃礼，改行汉礼；次年，向宋朝求取《九经》、《册府元龟》和朝贺仪制；两年以后，又恢复唐朝赐姓李氏。并请求服饰汉族衣冠。
亲政次年，李谅祚增设蕃汉官职，新增的汉官有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和中书学士，蕃官则增昂聂、昂里等职。
外交
亲政当年，李谅祚即把屈野河以西二十里耕地退还给宋朝，派出使臣与宋朝划定边界。
拱化元年（1063年），李谅祚请求宋朝恢复榷场贸易。宋夏之间，早在李德明时期，就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与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设立榷场。因没藏讹宠专政时期不断侵扰宋境，宋方关闭榷场，这对西夏经济影响颇大，故而恢复互市最为迫切。
人物评价
《辽史》：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
《西夏书事》：谅祚生未周龄，突遭大故：三将分治，势比连鸡；母族专权，形同卧虎；守贵难生肘腋；契丹兵入贺兰；家声贻墙茨之羞，国事等棼丝之乱。斯时李氏箕裘，岌岌乎殆哉！而数载之后，即能亲揽大政，坐收兵权。见契凡之强则事之，侦讹庞之叛则诛之，遵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惜其杀没藏，立梁氏，好色灭伦，不特君道有乖，即贻谋亦未善也。
虞云国：作为一个君主，李谅祚尊用汉礼以改蕃俗，求赐儒经以慕华化，却为元昊建国经营时从未有过的新趋向，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影响加强的表现。
白寿彝：在摆脱外戚干政的情况下，谅祚虽对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对外仍奉行侵宋政策。
崔瑞德：与毅宗同时代的汉族文人们，对他极尽诋毁之能事，将毅宗描述为一个冥顽不化、轻率荒忽的年轻人、元昊的不肖子孙。
梅毅：这小伙一岁即位，亲政也没几年，但对西夏国内的文治建树甚多。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夏景宗李元昊
母亲：宣穆惠文皇后（没藏皇后）没藏氏：没藏讹庞之妹。
妻子
没藏皇后：没藏讹庞之女，被废杀。
梁皇后： *** ，李谅诈死后她以太后身份掌握西夏权力达18年，死后谥为“恭肃章宪皇后”。
子女
儿子
夏惠宗李秉常：母梁皇后。
女儿
李氏，公主，母梁皇后，封号待考。北宋熙宁五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春正月（1072年），临朝听政的梁太后自请以爱女和亲，嫁西蕃大首领董毡之子蔺逋比。
史籍记载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
《辽史·第一百一十五卷·列传第四十五》
宋金议和时西夏的国主是谁？
宋金一共四次议和。第一次议和，西夏国主为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1084-1139)，1086年即位，在位54年 。第二次和第三次议和，西夏国主为仁宗圣德皇帝李仁孝(1124-1193)，1139年即位，在位55年。第四次议和，西夏国主为襄宗敬穆皇帝李安全(1169-1211)，1206年即位，在位6年。
宋金四次议和具体如下：
一、宋金首次议和，是在绍兴八年（1138年）惟不久金发生政变，新执政者兀术，废约再度侵宋。
二、此後直至绍兴十一年（ 1141年），宋金第二次议和。其盟约要点如下：
1、宋对金奉表称臣，受金册封为皇帝。
2、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自淮而西，宋割京西唐（河南泌阳）、邓（河南邓县）二州，及陕西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二州之半与金。
3、每岁金主生辰及正旦消兆，宋遣使称贺。
4、宋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於每岁春季，搬送至泗州（安徽盰眙县东北）交纳。
5、金许归宋徽宗梓宫及高宗母韦太后。
三、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第三次议和，双方约定：
1、易君臣之称，为叔侄之国，宋主清桥指称金主为叔父。
2、两国文书，改表诏为国书。
3、宋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并不称岁贡。
4、两国疆界，仍一如绍兴之旧。
5、两国各归还被俘之人，但叛亡者不与。
四、宋金最後一次和议，是在宁答配宗嘉定元年（1208年）。盟约如下：
1、两国国境如前，金尽以所侵之地还宋。
2，改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宋主称金主为伯。
3、宋增岁币为银绢三十万两匹。
4、宋别以犒军钱三百万贯与金。
….
